一、家世与少年

　　1889年10月29日，一代伟人李大钊诞生在河北省乐亭县的一个小村庄——大黑坨村。大黑坨村座落在离乐亭县城东南约18公里处。
　　李大钊出生的时代正是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封建制度的压迫剥削，中华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英勇反抗都在李大钊成长的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李大钊的故乡乐亭县地处滦河下游，属滦河冲击平原，解放以前水患频繁，给乐亭人民群众带来了沉重灾难，所以闯关东做买卖成为乐亭人的主要谋生之道，李大钊的大爷爷就曾在长春万宝山等地经营过杂货铺。李大钊的大爷爷李茹珍，也是一位读书人，并且有从九品的官衔。李大钊的大祖父李如珍没有儿子，所以他过继了他二弟李如珠的二儿子李任荣为子，李任荣就是李大钊的父亲。
　　李任荣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是当时大黑坨村附近屈指可数的人才，这块碑文是李任荣21岁时抄写的，当时因为他身体病弱，是跪在毯子上趴着写下的。只可惜这位才子因为身患重肺病，在年仅22周岁就过早的去世了，在李任荣去世后七个月，李大钊降生了。所以说李大钊从未见过父亲的面，是遗腹子。然而更加不幸的是，李大钊的母亲周氏因丈夫早逝，忧虑成疾，在生下李大钊不满16个月后撇下大钊，也撒手人寰。还不满两周岁的大钊就成了一个孤儿，只能依靠他六十多岁的大爷爷李如珍抚养长大。对于这段坎坷的童年经历，李大钊曾在《狱中自述》这样回忆：“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惟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正是孤苦凄凉的身世，使在艰辛中长大的李大钊，从小练就了顽强执着的不屈性格。
　　李如珍老人知书达理，为人忠厚耿直，这对李大钊的性格形成影响很大。他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对大钊的培养上。在大钊三岁时就开始教他识字读书。大钊四五岁时就已能熟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到了五、六岁时，李大钊已经有了过目不忘的本领，被村里的人喻为神童。
　　李大钊七岁读过的课本《锦字笺》，上面“李耆年”的签名，就是李大钊当时的名字，是由他的第一位私塾老师单子鳌为他起的学名，叫李耆年，字寿昌，希望他能长寿，后来李大钊自己改名叫李大钊，字守常。当时在私塾里，大钊年龄最小，成绩却最好，由于他进步很快，三年后，单教师既高兴又惭愧地对李如珍说：“耆年这孩子学业良好，进步很快，我教不了他啦，您另请高明吧！”单子鳌先生一生从教40余年。他后来经常对学生们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有一个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大钊，你们要努力读书好好向他学习！后来李大钊又先后转入张家私塾和宋家书馆读书，一共经过了九年的私塾学习。李大钊学习非常勤奋，为以后打下了良好的治学基础。他的老师黄宝林对他就有过这样的评价：“嗜读书手不释卷，博闻强记，品学兼优。”当时在宋家私塾读书时，有一次他的老师黄玉堂讲起了洪秀全起义的故事，大钊听了，坚定地说：“我长大了，也要效法洪秀全，推翻满清皇帝”
　　李大钊九岁时抄写的《重译富国策》，这本书是由英国人亚当斯密所著，宣传西方富国之策，当时李大钊从长辈们手中辗转借到了当时被社会视为救国救民灵丹妙药的《重译富国策》，其中新颖的治国思想使他如获至宝，于是在受课之余，抄下了其中的洋洋万言。上面的这几个字就是当时出自九岁的李大钊之手。
　　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和李大钊同村，比大钊大六岁，赵纫兰是李大钊唯一的结发妻子，在艰难的年代里，始终全力支持大钊求学上进，开展革命工作，她没有什么文化，但当时作为名重当时的学者和社会名流的李大钊却从未嫌弃过妻子，反而对她十分尊重，抽时间帮她做家务，教她识字，引导她走上革命的道路，李大钊夫妻恩爱的故事，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
　　李大钊故居模型——故居由李大钊的大祖父李如珍设计监造，是典型的冀东地区农家庄户格局。故居分前、中、后三院，中院的东厢房北屋就是当年李大钊降生的房间。东正房是当年李大钊和他的妻子赵纫兰长期居住的房子。
　　李大钊同志自幼聪明过人，少年时期就有了立志报国的伟大志向，可以说这些都为他后来成为一代伟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寻求救国真理
　　
　　1905年9月，李大钊考入了永平府学堂，成为中国沿用了1300多年科举制的最后一批考生之一，又是中国推行新学堂的第一批学生之一。永平府即现在的秦皇岛市卢龙县城，永平府中学堂是现在唐山一中的前身，
　　在永平府中学堂李大钊开始接触西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是当时学校出名的好学生。同时，他积极汲取先进思想，他的同学韩湘亭曾这样回忆说：“受课之余，最喜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
　　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堂学习两年多的时间，当时国家的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深深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随学识的增长，他认识到只有潜心研究政治才是寻找真理和实现伟大抱负的根本途径。因此，在1907年夏天，李大钊利用假期到天津求学，当时天津有三所学校正在招生，一是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军医学院。但李大钊本是为"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而来，所以他毅然选择考取了法政学堂，为了激励自己读书，李大钊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钊，字守常。
　　馆藏——李大钊在天津法政学校读书时的讲义，上面有他的亲笔批注，解放前，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的姨妈佟盛氏住在李大钊家里。李大钊留下的书籍由她管理，1950年8月因生活困难，她在大黑坨 村老母庙前出售这些图书及其他物品。大黑坨村退伍军人徐波同志看到这本讲义是大钊同志用地的，为了保存革命先烈的遗物，他怀着崇敬的心情买了下来并珍藏起来，1958年7月12日，徐波同志将其捐献给李大钊故居纪念馆。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当时，关心国家命运的李大钊一方面刻苦学习，一方面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李大钊入校后不久，便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并担任编辑部长。在学校，李大钊经常写文章表政见，“其文章浑厚磅礴为全校之冠”。被誉为“北洋三杰”之一。，
　　李大钊在天津读书六年，期间潜心研究政治，为以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治学和思想基础。但李大钊仍感学识不足，为了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3年冬，在汤化龙、孙洪伊资助下远渡重洋去日本求学深造。出国前夕，他游览了名胜古迹颐和园、圆明园等地，目睹清朝腐败，帝国主义掠夺后的凄凉景象，感慨万千，写诗抒发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胸怀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
　　1914年9月，李大钊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日本，他广泛阅读了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结识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安部矶雄等人。1914年8月，李大钊还结识了当时在东京主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二人以文结友，章士钊对于李大钊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李大钊时刻心系灾难深重的祖国，当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忧心如焚，奔走呼号。他积极联络留日学生奋起反抗，并代表留日学生总会主笔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连夜发回祖国，号召全国人民“举国一致，众志成城，保卫锦秀之河山”。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
　　1915年冬，李大钊等在日本留学生中发起组织了秘密革命团体“神州学会”，出版发行《神州学丛》，反对袁世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恢复帝制的斗争。留日期间，李大钊还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像《国情》、《风俗》、《民彝与政治》等猛烈抨击了袁世凯的罪恶行径，表达了他的思想政治观、社会历史观。1916年3月袁世凯下台后，国内局势依然动乱，各系军阀乘机而起。为了直接投入到国内革命斗争中，1916年5月，李大钊毅然中途辍学归国，回到了上海，这正如他在《狱中自述》中所说的“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
　　在日本留学时李大钊一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是在异国他乡，李大钊磨炼成长，初步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这段时间里，李大钊在思想上、政治上、学识上和社会能力上都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使他能始终站在时代最前列。

    三、创造青春中华

　　1916年5月，李大钊带着20年求学知识的总结，怀着再造中华的伟大报负，回到了上海，回国后李大钊便立即投入到国内正在兴起的新文运动当中。从日本回国前，李大钊曾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青春》一文，1916年9月，《新青年》杂志出版了李大钊的著名文章《青春》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曾经这样写道："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就是这篇充满朝气蓬勃的革命进取精神的文章，对激励当时广大中国青年起了很好的作用，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一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历史文献，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它那种气势磅礴，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也仍然令人振奋、令人鼓舞，正象吴玉章同志所说："青春之气，万古长青"。
　　1916年7月李大钊受汤化龙的邀请到北京，创办《晨钟报》并任编辑主任。《晨钟报》的名称也是李大钊在从上海到北京的路上定下来的。所谓晨钟就是早晨的钟声，寓意用早晨的钟声来唤醒沉睡的国民，李大钊还在《晨钟报》报头设计有一警钟图案，每天刊出一条警语。在短短的20天，李大钊就在《晨钟报》上发表文章14篇，他以此为阵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李大钊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曾刊登在《晨钟报》上，这是他非常喜欢的警句，也可以说是他一生道德文章风格的真实的写照。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正是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身体力行，鞠躬尽瘁，用自己毕生的全部言行乃至鲜血和生命，实践了其人生的笺言哲理。
　　由于政见不同，20多天后，李大钊遂于9月5日刊出此启事离开了《晨钟报》。之后，李大钊又参加《宪法公言》的编辑工作，1917年1月，李大钊一方面为《宪法公言》写作，一方面接受章士钊的邀请任《甲寅》日刊的编辑，他以《甲寅》日刊为阵地，发表了很多一针见血的政论文章，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的反对段祺瑞“以孔教为国教”的文章，能把历史上孔子的学说和统治阶级抬出孔子为偶像进行思想统治加以区别，加以分析，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真理之权威》写于1917年4月4日，表明了李大钊的真理观。他指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追求真理，也正是李大钊一生为之奋斗，不怕牺牲的力量源泉。
　　1917年6月1日，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李大钊避居上海，但仍非常关心国事，所以写信给北京好友李泰棻，了解北京的变动情况。并发表了《暴力与政治》一文，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斗争。李大钊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苏俄的革命形势。当他知道1917年11月7日，列宁胜利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异常兴奋，立即从上海返回北京。

    四、倡导新文化运动

　　1918年1月李大钊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从此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在任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认真改进图书馆工作，他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建设，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李大钊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在图书馆发展史上，李大钊有“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的殊荣。
　　在北大红楼办公室李大钊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了北方工农运动，这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李大钊以热爱青年的拳拳之心，以诲人不倦的诚挚态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教育和培养了一代革命领袖人物，毛泽东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据毛泽东同志回忆：1918年10月，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的介绍到北京大学，杨昌济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李大钊为毛泽东安排了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职位，这不仅使毛泽东解决了在北京的生计问题，同时也创造了两人经常接触一起共事的机缘，后来两人又长时间保持密切交往，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思想进步很快，可以说李大钊为毛泽东后来的一生革命征程奠定了基础。所以在193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意味深长地说：“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1920年7月，李大钊除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职务以外，还正式担任了北京大学教授。并同时兼任多所院校教授。作为北京知名教授，在北京大学及社会上，他也担任多项社会职务，深得同事、学生的爱戴。周恩来同志也曾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
　　1919年9月16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天津进步青年，成立了觉悟社，这就是当时觉悟社成员的合影， 在觉悟社成立之时，周周恩来怀着对大钊的仰幕之情提出邀请北大教授李大钊与大家见面，得到一致赞同。并首推周恩来出面邀请。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应邀到天津的维斯理堂做了演讲，随即周恩来请他和觉悟社青年座谈，使大家群情振奋，深受鼓舞。座谈谈了很久，在分别时，周恩来等人还表示，以后到北京还要去找李大钊，1920年，李大钊和周恩来又一次在北京相聚，当时天津觉悟社准备邀请一些进步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在茶话会召开之前，周恩来等先找到李大钊，邀请他担任茶话会的主持人，并向他商量请教，李大钊再次给予了他们热情的支持，并开列了一个可召集进步团体的名单。1920年8月16日，天津觉悟社邀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四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李大钊出席了茶话会，并以《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为题做了演讲。1921年，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周恩来等人赴欧洲勤工俭学，
　　做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士，李大钊的影响和威信日益扩大，同时，他以满腔热忱，团结教育青年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等一批进步社团相继成立。这些社团的成立有力的推动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是反封建文化的思想运动，陈独秀起了重要作用。在它的后期，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则是大钊同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新青年》杂志充分反映了这一变化的主流。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的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1918年1月李大钊一到北京大学，就开始参加《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同年，《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个人主办，改为由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共同编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
　　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在这个阵营里汇集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高举起反封建的大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大潮，而那时，李大钊他们也正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为了适应和指导现实斗争，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又共同出版了一个周期短、政治色彩更加明显的刊物《每周评论》。从此，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作为学者和导师，李大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教育了许多青年，同时也得到了青年人的尊敬和爱戴，在北大学生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李大钊的名字和列宁、孙中山列在一起，成为青年人心目中的伟大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李大钊学识渊博，同时也正是他伟大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影响了一代青年的成长，在担任北大教授时，李大钊在东城上班，却在西城租房子住，因为当时西城房租便宜，每天上班李大钊都要走一大段路，中午常常不回家吃饭，有时一张大饼，有时两个馍头或窝头就白开水下肚，人们曾对他的清苦生活归纳了十六个字“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他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当时高等学府的教授中是非常罕见的，很多青年学生都对此难以理解，据北京朝阳大学学生张尔岩回忆，有一次他怀着关切的心情劝李大钊要加强营养，李大钊听后，语重心长的说： "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时下国难当头，众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情况，我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李大钊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格影响和教育了一代青年。
　　作为社会名流，李大钊的收入是相当高的，这是北京大学的薪水表，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一开始工资每月为120块银元，后到240块银元。这在当时，他完全可以过富裕的生活，然而，李大钊家中十分清贫，大钊的夫人还常常因为没米下锅而发愁。北大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一情况后，曾经这样对会计科说过：每月发薪时要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亲自交给李夫人，以免家中做“无米之炊”。讲到这大家不禁有疑问，那么钱都做什么用了呢？他把三分之二的钱用在了革命事业上，剩下的三分之一也不完全用于家庭生活，还要拿出一部分接济贫困学生和有困难的同志。

　  五、传播马列主义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曾经这样深刻的指出，"李大钊顺应时代的需要，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率先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指引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撼了全世界，同时也给李大钊带来了新的希望。他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拯救中国的导星。他怀着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抱负，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学习和研究了十月革命，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如《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在当时能够既迅速而又准确的把握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并连续著文热情歌颂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李大钊当是中国第一人。他以极敏锐的眼光，比同时代的人更早更深刻的认识和看到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希望。在世界革命的新潮流中，为中国人民指出新的革命斗争方向。在他身上具有更加强烈的与时俱进，不断进取的精神。同时，李大钊在许多报刊杂志上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种带动很快引起了反响。全国各地很多报刊，也纷纷刊登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涌现出杨安、李达、李汉俊、张闻天等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
　　在《布尔什维主义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曾经断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表现出了李大钊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今天，历史也证明了先烈的伟大预言。同时，李大钊还充分应用社团和学会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发起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个集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一体的进步团体，一年后，又在全国公开征集会员，使这一活动遍及全国各地，会员多达万人以上，研究会成立后，李大钊还开设了一个小型图书室，命名为亢慕义斋，是德文“共产主义小屋而来，李大钊组织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认真准确地翻译马列著作。
　　在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李大钊写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和许多美好诗篇，青年李大钊把昌黎做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也是在这里写下的，这篇文章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恐惧和仇视。他们以强制手段查禁的进步刊物达83种。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攻击和诽谤。当时李大钊在五峰山，读了这篇文章，为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纯洁性，借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便写信给胡适，就是这篇著名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最早表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结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原则，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学术界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首场论战。从而促进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对于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讲演中这样说道：“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事实上，那时候李大钊他们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李大钊积极探索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方法，1920年12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进步学生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 1921年—1923年，李大钊又连续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释疑》、《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文章，并以此内容进行讲演，足迹遍及北京、上海、厦门、武汉、郑州等地。为了向工人群众宣传社会主义，1920年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邓中夏等人创办了《劳动音》月刊和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李大钊每年的五一劳动节，都要到工人群众中去讲演，向工人群众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
　　李大钊是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的第一人。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对社会主义蓝图进行了描绘，这就是李大钊对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论述，李大钊深刻指出：“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同时他又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法、德……有异”，这些论断明确指出中国是要经历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革命阶段，要根据各国国情的不同，来选择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六、创建中国共产党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书写新的历史篇章，而李大钊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在建党前期，李大钊就曾在《团体的训练和革新的事业》中明确指出："中国必须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的组织，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这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正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他和陈独秀都亲身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中，他们并肩战斗，指导运动。为了指明斗争的意义，李大钊和陈独秀还亲自拟定并散发了《北京市民宣言》，同时在此期间，他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写出6篇随感录，发表了《山东问题》、《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等一系列文章，指明“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使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五四”为开端，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做了准备。也使李大钊认识到，中国必须“急急组织”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只有这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才有所附托。早在1920年，李大钊和陈独秀就开始酝酿建党了，
　　1920年年初，当时陈独秀留在北京已经很不安全，李大钊与他商量，要陈独秀化妆成要账的账房先生，李大钊自己扮成车夫，用一骡车送陈独秀离京到天津，搭轮船去上海，途中，二人就建党问题交换了意见，开始酝酿建党。
　　1920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一行到中国会见李大钊，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4月，李大钊介绍其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后来因陈独秀拿不定主意，党的名称是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写信询问李大钊，李大钊根据马克思的建党学说，明确指出就叫中国共产党。
　　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向中共“一大”的报告。同时，在李大钊的关心和支持下，北京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在中国北方广泛发展建立了党团组织，这些组织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最早组织。1921年4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他到上海后，立即来到北京，和李大钊见面，商谈了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派邓中夏陪同马林去上海商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经过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准备，以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通过了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成立了中央局，从此，一个光荣、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诞生了。一大会后，李大钊主要负责北方的全面工作，陈独秀负责南方工作，所以历史上就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方党组织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这些党组织作为有力的辐射源，影响遍及全国，对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的政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李大钊在党的创建时期做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光耀史册的伟大功绩。所以，198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李大钊烈士碑文中明确指出：李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七、促进国共合作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的功绩是很大的。他不仅积极倡导，而且身体力行，曾代表中国共产党多次与孙中山会谈，仅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辞劳苦，五跨长江、三赴上海、两下广州，为国共合作的实现而奔忙，最后于1924年1月，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宣告了国共合作的胜利实现。
　　1922年7月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8月党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确立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方针。出席这次特别会议以后，李大钊受党组织委派多次去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当时，李大钊反复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自己精辟的见解和坦诚的态度，羸得孙中山的信任。同时也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赞赏和敬重，称赞他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宋庆龄后来也曾经回忆说：“孙中山特别尊敬和钦佩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后来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曾经回忆：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遂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
　　1923年7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李大钊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上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国共合作意见分歧时，李大钊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意见》，最早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思想，这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关会议速记。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在广州致函国民党上海事务所电邀李大钊到上海与他商谈国民党改组事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召开。孙中山对李大钊极为看重，亲自邀请李大钊出席国民党一大，并请他担任了预算委员会，宣言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是当时大会165名代表中担任职务最多的一位。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赶走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自号“中华民国国民军”。李大钊积极争取冯玉祥，联合冯玉祥一起促请孙中山北上，促进全国的统一大业。孙中山同意了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京，但身体不适，不能正常工作，在此期间，李大钊日夜辛劳。从这个日程表中，可以得知他是处在怎样的事务繁忙、任务艰巨、日夜操劳中。1925年1月12日，孙中山病逝，李大钊为其撰写了挽联，并亲自为孙中山守灵送葬。
　　馆藏——樟木书箱。1923年冬天，李大钊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时，为保存会议重要文件购买的，会后带到北京。李大钊非常珍爱这两只樟木书箱，他总是把一些重要的文件和书籍珍藏在书箱里。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为了能把这些重要的文件和书籍保存下来，他曾在《狱中自述》中这样写道：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但是敌人还是把它们付之一炬。只剩下这两只空箱子。李大钊牺牲后，夫人赵仞兰睹物思人，把这两只樟木书箱又带到了故乡乐亭，一直保存到今天。

    八、领导北方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全面工作。遵照中共“二大”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李大钊坚持以开展工人运动为工作中心，深入厂矿铁路，亲自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帮助工人建立工会组织，培训工人运动骨干。
　　据郑州老工人姜海世回忆，1921年3月，李大钊到郑州等地亲自视察工人运动，在给工人们宣传的一次讲课中，这样勉励大家“你们要多学文化、学技术，咱们工人可不矮呀，够上天那末高”，说着回身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写了一个“人”字，李大钊告诉大家，这“工”“人”两个字联在一起就是个“天”字，工人阶级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这给当时的工人们以极大的鼓舞。
　　1922年10月李大钊派王尽美领导山海关铁工厂大罢工，派何孟雄领导了京绥铁路大罢工，同期他还派张昆弟、史文彬到石家庄组织正太工业研究会传习所，以此名义开展工运斗争，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中国北方地区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使工运发展到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新阶段。吴佩孚彻底卸下了“劳工神圣的假面具对罢工进行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林祥谦和施洋壮烈牺牲。“二七”惨案发生以后，由于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一些人产生了悲观畏难情绪，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这种情况下，李大钊于1923年12月20日发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指出：“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1925年在“二七”周年祭会上，李大钊又适时发表了《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一文，要大家认清军阀的阶级本性，也要对斗争中的曲折和牺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925年9月李大钊派赵世炎组织指导唐山开滦煤矿大罢工，使工运再现高潮。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李大钊深入研究农民问题，下大力气发展农村党组织，河北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1923年10月，李大钊派遣弓仲韬建立了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并任弓仲韬为书记。现在，这里已作为纪念馆对外开放。
　　1926年4月18日，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到1926年9月，顺义、平谷、乐亭、玉田、丰润、遵化等县都建立中共党支部，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持久斗争。同时，李大钊还深入研究了土地与农民的问题，1926年他发表了《土地与农民》（这篇文章也是他在北方区委党校的讲稿。毛泽东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把它作为了教材）。他在文章中指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中极重要的力量，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由此可见，李大钊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经认识到农民巨大的革命力量了。他又指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做为农业大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历来是我国的根本问题，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又专门把农业农村问题放在首位。李大钊的这些精辟理论可以说为中国的革命起了领路的作用。
　　李大钊还十分关注军队和军事工作，注重军事人才的培养，他先后选送50多名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他们中间许多人，如刘志丹、王一飞、李运昌、张宗逊等，后来都成长为人民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其中李运昌就是乐亭县人，他的老家胡坨镇木瓜口村，和李大钊家大黑坨村离得很近。李运昌同志曾多次来到纪念馆，并由他出面策划成立了李大钊研究会。这就是他在2001年写下的《李大钊送我上黄埔军校》一文。同时，李大钊还领导北方区委成立了军事运动工作小组，办了投考黄埔军校的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又派王若飞、宣侠父、魏野畴等分别开办军事学校，使党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李大钊精细工作，争取和改造旧军队。派谢子长、陈毅到川陕发展革命武装，派张兆丰到国民军三军中工作。为争取冯玉祥，1924年底至1925年秋频繁与冯玉祥会谈，一方面帮助冯玉祥实行联俄政策，请苏联政府给冯玉祥在军事上援助，另一方面向这支封闭的旧军队注入新的革命思想，使冯玉祥开始倾向于革命。为了发展革命势力，进而统一全国，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中国共产党予以支持。在战争中李大钊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以非凡的胆略为冯玉祥制定了“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和“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部署，使冯玉祥顺利到达潼关，于1926年9月17日成功的实现了五原誓师，宣誓进行国民革命，所率20万大军全军加入国民党，有力的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进展。
　　邓小平同志就曾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当时，李大钊积极争取冯玉祥在国民军中办起了中山军事学校，邓小平同志就是受李大钊的要求从苏联回国，担任了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部主任。那时的邓小平才23岁。

    九、坚持斗争 从容就义

　　1924年国共合作成功之后，李大钊身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责任，他把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到革命统一战线中，成绩卓著，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仇视，多次下令缉拿。于是他不得不到昌黎五峰山避难。在给妻子赵纫兰的一封信中他曾这样写到：“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竞是谁家的天下。”
　　在五峰山他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在1924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就是当时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代表的合影。
　　通过在莫斯科几个月的参观学习，使李大钊更加坚定了学习苏联，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1924年11月，李大钊回国以后，继续领导北方区委的工作。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李大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北方区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党组织不断壮大。1926年3月18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李大钊亲自参加并领导了这次运动，然而就在次日，也就是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政府竞以“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下达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李大钊在大学中的行动也受到了严密地监视。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李大钊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郊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原俄国兵营内，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坚持斗争，
　　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以后和直系军阀相互勾结，大肆逮捕、杀害进步人士。在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下，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悍然出动了三百多名警察、特务包围了李大钊所在的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关押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内。李大钊被捕后，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震动，苏联政府提出抗议，决定撤回驻京大使，北京国立、私立25所大学校长集会，讨论营救李大钊，希望将此案移交法厅办理。广大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纷纷营救，但李大钊得知后，极力反对，据韩湘亭记载，由于当时李大钊受到严密监视，只能暗中托人向狱外捎去这样一个便条，便条的内容是：”事属冒险，难忘成功，慎勿轻生，再招损失，希各努力，胜我多人。”
　　李大钊在狱中二十二天，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秘密审讯，百般折磨。敌人让他坐电椅、坐老虎凳，用竹签插进他的指甲缝里，最后竟残酷地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酷刑只能折磨革命者的肉体，却动摇不了革命志士忠于信仰的钢铁般的意志。为了从李大钊口中得到党的机密，敌人又让赵纫兰带着子女与李大钊相见，想用亲情打动他，据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后来回忆说：“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脸上的表情安定、沉着。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的身上，而是被另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时对我们讲的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张作霖见此改变了策略，派他的秘书杨宇霆以同乡身份用高官厚禄进行收买，但却遭到了李大钊同志的严词痛斥。敌人始终无法从李大钊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样连罪名都难以确立。面对李大钊顽强不屈的精神，敌人无计可施了，反动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蒋介石的密电：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的嗦使下，于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组织了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立即处以绞刑。在刑场上，李大钊拖着被酷刑折磨的沉重身体，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目光，含着永远让人难忘的坚定笑容，第一个从容地走上绞刑台，为了折磨李大钊，凶残卑鄙的敌人竟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大钊同志献出了他还不足38岁的宝贵生命。
　　李大钊同志正是用自己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伟大的人格奏出了自己生命最壮烈、最灿烂的音响和光华。